参考消息网9月10日报道
《俄罗斯报》9月5日发表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的文章《忘掉“冷战”》称,“新冷战”已成为国际政治语汇。迂腐之人愤怒地排斥这一表述,认为它不正确、引发误导。数十年来,一切都发生了太大变化,以至于无法使用形容世界秩序某种非常明确状态的术语。近年来笼罩在国际关系中的完全互不接纳的气氛迫使很多纯粹主义者都放弃了——他们说,局势不是在语词上,而是在本质上已经倒退回“冷战”时期。

此次论坛分为“内政与外交关系的理论探讨”与“各国内政与外交”两个部分,分别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和常务副院长孙学峰主持。论坛以“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为主题,探讨了全球化条件下内政与外交互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认为,理解“内政是外交的延续”的真实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目前研究存在内政与外交关系不清晰、理论化程度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宋伟教授梳理了各种有关内政与外交的观点,并强调从“位置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待内政与外交关系。第二,受特朗普上台及其执政风格影响,世界大国领导人的决策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封闭型决策模式影响力开始上升,智库影响力不断下降,政策可行性研究出现缺失,其结果是世界主要大国政策纠偏能力减弱,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大大增强。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10月17日,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召开第十四届年会,来自中、俄、欧、美以及中东的国际关系专家就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发表看法。

  然而,事态的发展证实需要另一种表述。问题不在术语纯洁度或学术准确性上。关于冷战的记忆导致人们希望回顾当时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机制。由此,不断念叨如下“咒语”:“即使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刻,莫斯科和华盛顿也找到了方法……”随后再聊聊尊重敌人、风险管控工具、“第二轨道”、便于充分理解对手意图的非正式沟通、经过精心筹备必定能取得成果的峰会等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内政与;外交关系;中国人民大学

  该俱乐部官网通稿分别介绍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中东学者的看法,除了美国学者,其他学者都认为当今的全球体系并不稳定,但对具体威胁的分析各不相同。

  文章称,可以大胆地预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上述做法对当前的俄美关系都毫无助益。

2018年4月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第十八期国际关系论坛在清华成功举行。此次论坛分为“内政与外交关系的理论探讨”与“各国内政与外交”两个部分,分别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和常务副院长孙学峰主持。论坛以“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为主题,探讨了全球化条件下内政与外交互动关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执行主编漆海霞教授在会上致欢迎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外交学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图片 1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通稿截图

  当前环境与冷战时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认为,理解“内政是外交的延续”的真实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目前研究存在内政与外交关系不清晰、理论化程度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宋伟教授梳理了各种有关内政与外交的观点,并强调从“位置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待内政与外交关系。

  傅莹:传统地缘政治已失灵,美国却无法自拔

  当代政治环境与四五十年前国务活动家、外交官、军官、特工、学者各显身手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区别?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战略沟通是大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而判断战略意图则是有效战略沟通的关键。通过回顾中美双边战略关系研究、中美危机管理和渠道分析、中美谈判思维和文化研究、中美战略制度策略等多方面的文献,尹继武教授提出了一套以领导人个性与偏好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战略共识为主体的类型化分析框架。

  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在会上发言时表示,过去的地缘政治模型已经无法解释当代全球体系中发生的问题。当代世界的主要特点是,货物、资本和劳动的越来越自由地流动,“世界已经变平了”。地缘政治结构的改变,使得传统地缘政治“(世界岛)中心-边缘”模型不再有效,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生活在同等的经济空间中。

  文章称,首先,世界已经民主化。这不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信徒20年前想象的那种民主化。的确,世界各地的普罗大众都有机会影响政治进程,或者更确切地说,各国最高执政当局无视民众意见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这一点也影响到曾被认为是高高在上、象牙塔里游戏的外交政策。这种现象不仅是民主制度已建立且根深蒂固的国家的本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专制程度各异的政权所固有的。对它们的领导人来说,体察和顺应民情至关重要。这就是现代外交的风格,它也许会令旧时代的绅士晕倒。街头与庙堂的语汇灵活转换。人们喜欢这样。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黄琪轩聚焦20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两次重大变迁,他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秩序逐步扩展为二战后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及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扩展为“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例对其观点进行论证;强调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深刻动因来自主导国,主导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可能存在外溢效应,从而形成国际经济秩序。

  傅莹说,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不同,中国今天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结合体,因而成为了全球贸易枢纽,来自全球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都聚集到这里,这里也为全世界提供大量工业产品。

  其次,不再有秘密。几乎所有事情都会通过故意或无意的泄露而公开。如果某些东西得以秘而不宣,它会挑起公众的愤怒和不惜一切手段去揭秘的愿望。得益于包罗万象的通信手段,不知从什么地方被抛出的任何信息立即散播四方,再附加上形形色色的荒唐解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莉重点关注印度瓦杰帕伊与莫迪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变化。通过引入“领导类型”这一概念对领导人变量进行控制,李莉提出,尽管莫迪与瓦杰帕伊同属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基本一致,但是两人领导风格迥然不同,导致对外政策取向出现差异。

  因此,世界治理体系和安全体系都需要适应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文章称,第三,不再有任何国际事务被视为按照自身逻辑发展,哪怕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内政不相关的东西。毋庸置疑,外交政策永远与国内政策有关,但过去内政任务和重点从来没有在采取外交决策的时候占据这样的主导地位。从前,国内局势是对外表现的制约因素。如今,外交舞台的行为可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工具,这绝对不仅限于安全和发展层面,首先体现在便于厘清群体之间的关系上。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政策是上述方式的典范,但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趋势。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聂文娟着重分析了美国的盟国管控机制与菲律宾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阿罗约政府时期和杜特尔特政府时期菲律宾国内权力结构。她提出,美国通过塑造弱势总统的方式影响菲律宾内政。

图片 2傅莹发言(瓦代尔俱乐部官网配图)

  轻举妄动可能后果严重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凌胜利试图回答“东亚国家同时面临中美互动塑造的体系压力,同样采取对冲战略,为何各国态度截然不同”这一经验困惑。凌胜利认为,既有研究过度关注对冲战略的具体对冲方式,而对对冲战略成因或者逻辑关系关注较少;在此基础上,即使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重新出现,东亚地区也难以出现冷战时期的东西阵营对抗。

  但是美国仍然以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造成他们坠入自己的地缘政治陷阱而无法自拔。比如,美国试图干预南海海上和领土冲突。
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争端可能是大国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结果。朝核问题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再次错过了解决核问题的机会。

  文章称,所有这些新情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被泄露的秘密协议只会加剧冲突。峰会的结果立即被刨根究底,结果与期望背道而驰。首先,“高级别”的专家渠道因为参与者甚至在非公开场合也无法直言不讳而被毁掉;其次,越来越明显的是,第二轨道和其他渠道与政府奉行的实际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认为任何交流都有助于建立信任的观点无法得到当前实践的证实——对局势认知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

此次会议中,各位学者通过交流和沟通达成以下共识:第一,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加深,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内政与外交融为一体趋势明显。第二,受特朗普上台及其执政风格影响,世界大国领导人的决策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封闭型决策模式影响力开始上升,智库影响力不断下降,政策可行性研究出现缺失,其结果是世界主要大国政策纠偏能力减弱,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大大增强。第三,内政对外交影响存在多样性,不同权力结构和国内政治因素都可能对外交政策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

  傅莹说,这种鲁莽的行动导致全世界“非常严重的核扩散危机”。傅莹表示,目前全球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不对等。

  文章称,上述情形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并停止做任何事情。经典风格的经过校正的工作在某些具体领域仍然需要。例如,错综复杂的叙利亚对抗就属于这一范畴。幸运的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军队都能预判举措,避免不必要的局势升级并且谨慎行事。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比政治家更了解轻举妄动可能带来的后果,也许还因为在战争中物质因素终归比不牢靠的思想因素更重要,更易于衡量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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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世界秩序仍相当稳定,不应期待新秩序

  然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冷战”的种种手段不起作用。彻底转向某种“混合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肯定会丧失现实的边界,天知道会让局势演变到哪一步。

姓名:徐舟 工作单位:

图片 3威廉·沃尔福思发言(瓦代尔俱乐部官网配图)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的看法则与俄罗斯、欧洲和中国学者不同,他认为现行世界秩序仍相当稳定,不应期待目前的冲突局势中会孕育出“新秩序”。

  沃尔福思解释称,首先,所有的世界秩序都是在大战后形成的,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形成了不同的格局。目前还没有发生战争。第二,当今世界主要势力之间的核平衡,防范了大规模战争的出现。第三,干涉他国主权是国际政治的“常态”。沃尔福思引用研究数据称,超级大国经常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选举,自1945年至2000年,全球平均每九次大选,就有一次被美国或苏联(俄罗斯)干涉。因此,干涉他国内政的现状并不新鲜,这就是国际关系的“常态”。

  俄罗斯专家:发生热战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高

图片 4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瓦代尔俱乐部官网配图)

  最悲观的观点来自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A。
Karaganov)教授,他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冷战”,目前的情形比上世纪危险得多。当前的主要目标应当是避免一场大规模热战,发生热战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卡拉加诺夫认为,当代全球体系的特征是,一系列国际秩序正在崩塌。形成于二战后的自由经济秩序正在坍塌;自由世界秩序,事实上是西方世界不受限制的霸权,也正在坍塌。随着欧洲对美国不再重要,“大西洋”秩序正在淡化,大中东地区由美国和前殖民国家建立和维持的地区秩序也在瓦解。未来,源于欧洲次大陆的秩序体系是否还会在整个大陆存续,变成了未知数。

  世界秩序的破坏将国际关系推向了最基础的平衡——新的秩序将建立在军事平衡的基础上。未来可能至少有12个,甚至更多的核国家。虽然这是一种危险的配置,但看起来,这是唯一能够阻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方式。

  德国学者:世界再次出现意识形态裂痕,应致力于共同解决问题

图片 5佐默发言(瓦代尔俱乐部官网配图)

  德国《时代周报》出版人,国际关系专家佐默(Theo
Sommer)同样认为旧的国际体系正在瓦解。当今世界所有主要势力都在经历过渡时期,世界重新沿着意识形态的裂痕分开,遵循自由市场,个人权利、新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的国家自身正在衰弱,而另一些拒绝西方价值的国家趁机用经济发展来维持现状。然而,无论是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还是气候变化,都是各方共同面临的挑战。佐默认为,今天并不需要意识形态挂帅,而应致力于共同解决问题。

  佐默详细讨论了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现状。他回忆说,冷战结束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人们都相信俄罗斯将加入西方体系,但2014年乌克兰内战改变了一切。佐默认为,只要控制对抗,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建立互信,就能为“西方”与俄罗斯,至少是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大谈判”创造条件。

  中东学者:利益平衡的因素将会增加

图片 6法希发言(瓦代尔俱乐部官网配图)

  中东国际事务专家也参与了讨论。前埃及外交部长、开罗美国大学全球事务和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纳比尔·法希(Nabil
Fahmy)也谈到了地缘政治模式的破坏和世界秩序的削弱。

  他说,旧的世界秩序是二战结果、民族国家崛起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矛盾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但当今世界,这些因素的意义越来越模糊。法希表示,目前的世界秩序是基于大国力量的平衡,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但利益平衡的因素将会增加。(文章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