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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瓦良格号第三次离开码头出海试航

文汇报:未来10年,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前景如何?

当今中国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其速度之快、外溢之广,出乎世界上绝大多数战略家的预料。即使在五年前,国内学术界对“战略机遇期”概念还是有争论的,这个概念和“中国崛起”概念结合,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回过头来看,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大大深化了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环境、条件认识。但是,我们仍然远远不能穷尽对于强国崛起规律的认识。今天,我在这里讨论的就是这么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世界历史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并建立“国联”,回国后被国会的孤立主义势力所否定。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事务的一次战略机遇。其实不然。顾名思义,“战略机遇期”就是一个大国发展所获得的充分有利条件的历史时期,或者说是某个大国在同一个时期中获得比其他大国更多的发展条件,从而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走完其他大国以较长时期才能实现的发展历程。这些条件并不是那种常规的、可以重复的发展环境,而是一系列稍纵即逝、不可重复的历史机遇。如果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些机遇,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实现超常发展,甚至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反之,则可能失去跳跃式、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之窗,甚至于走上难以挽回的“滑铁卢”。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典型案例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美国所得到的历史机遇之多、之集中、之重大,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叹为观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南北战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从政治上说,这场战争消除了美国内部与英国保持利益关系的南方奴隶主集团,这就使美国避免了卷入欧洲列强争霸的漩涡,也切断了英、法等欧洲强国干预美国内政的通道。从经济上说,整个美国西部的完全开放,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大湖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欧洲移民浪潮、欧洲资本投入和欧洲技术转移,美国成为欧洲先进生产要素最为集中的场所。经过“第一个战略机遇期”3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终于超过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美国充分利用西班牙帝国没落无能,一举夺得在古巴和加勒比海地区、在太平洋心脏地区的夏威夷群岛、在东亚的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权;又利用法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困境,取得在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这样,美国不仅成为北美大陆的唯一大国,而且获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战略通道,成为称雄大洋的海权国家。从美西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年时间,美国又经历了第二个“战略机遇期”,既避免了与欧洲列强的直接对抗,又将其战略影响力扩大到东亚和地中海地区;既保持了经济领先的势头,又迅速弥补了自己在军事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结构缺陷,实现了真正的“美国崛起”,奠定了20世纪美国霸权的坚实基础。丧失“战略机遇期”的典型案例就是与美国同一时期崛起的德国。19世纪中叶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抓住各种机遇,通过三次战争和关税同盟完成了国家统一。到1870年代,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德国相匹敌。此后,德国获得了30年左右的“和平发展”时期,而同时期的法国和俄国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俾斯麦作为战略家,意识到这是德国统一后出现了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而要抓住战略机遇的关键在于德国必须保持与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为此,俾斯麦制定了稳定欧洲的“大陆政策”,以抵消当时英国挑拨欧洲大陆列强纷争的“均势政策”。但是,年轻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却不以为然,他把俾斯麦的睦邻政策看作是“昏庸老朽”,狂妄地提出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和战略空间的“海洋政策”。威廉二世对俾斯麦政策的改变很快引起欧洲大国的警觉,纷纷结成反德联盟以图遏制其战略企图。德国的周边环境迅速恶化,这又迫使德国以更加疯狂的扩军备战来应对。虽然德国在20世纪初的15年内还没有同英国战略摊牌,但是它已经走上同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进行战略对抗的道路。英国的均势政策在欧洲大陆得逞了,德国的“战略机遇期”被威廉二世葬送了。后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使欧洲特别是德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延长“战略机遇期”比抓住战略机遇期更加复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并建立“国联”,回国后被国会的孤立主义势力所否定。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事务的一次战略机遇。其实不然。现在看来,美国在一战后的外交收缩在客观上延长了它的战略机遇期。再度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军事集团抗争,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隔离,1930年代大萧条所引发的法西斯主义浪潮未能冲垮美国民主制度,却使罗斯福新政得以成功实施。美国提供了走出传统资本主义绝路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对整个西方的战后发展都有深刻影响。这是更为深远的美国“第三个战略机遇期”。而战后的苏联却在获得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丧失了战略机遇期。苏联的发展路径令人惋惜。其原因很复杂。因为对全球力量对比和发展趋势判断失误,某种意义上重复了德国曾经犯过的历史错误。相反,二战后的德国利用欧洲一体化的趋势,日本则利用美国在朝战、越战期间的军事订货和技术转移等历史机遇,成功地实现了重新崛起。事实证明,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存在的,能否抓住并延长战略机遇期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战略判断正确与否,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许多大国崛起过程中都曾有过“战略机遇期”。成功崛起的大国能够不断延长战略机遇期,而崛起失败的大国都发生过战略机遇期中断。“战略十字路口”就是战略机遇期延长或中断的关键时刻,它可能改写一个大国崛起的路线图。“战略十字路口”的中国实践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怎样创造出来并得以延长的?就是提前10至20年准确判断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向,在每一个战略十字路口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当代中国获得了世界各国所羡慕的发展机遇,这是不争的事实。与其说这是天赐良机,不如说是“孔明借东风”。这个“孔明”,就是用邓小平理论来观察世界大势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个“东风”,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但是,如何“借”,就是一门很有讲究的学问。我同一些美国战略家对话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战略智库,还有你们自诩世界上最好的决策机制,却在冷战结束后一再出现战略失误;而中国在最近30年来虽然有个别小失误,但是战略判断和发展道路基本正确,是否证明中国的决策模式以至政治体制比美国更有效?这些战略家们明知,1990年代以来美国没有抓住“战略机遇期”,问题恰恰出在战略判断和决策机制上。但是要他们公开承认这一点还是不容易的。我的回答却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邓小平理论,你们没有。日本学术界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中国有邓小平,日本没有。邓小平确实是善于抓住战略机遇、实施战略突破的高手。从解放战争时期挺进大别山的战略突破,到“文革”后期“以整顿为纲”的政治突破,再到“实践标准”的理论突破,都体现了邓小平捕捉战略机遇的敏感和果断,其战略家的胆略和远见非同一般。1970年代末,中国在耽误了10年至20年的发展时间之后,如何迅速赶上世界时代潮流,需要抓住什么样的战略机遇?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首先,邓小平把“和平”作为实现战略机遇的先决条件。他从1970年代后期一直在观察和判断“世界大战是否可以推迟甚至避免”,最后的结论是“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邓小平作出这个结论是相当谨慎的。他先提出“推迟十年”的设想,到1980年代中期提出“再推迟十年”的判断,最后得出“本世纪末战争打不起来”的结论。这个判断比冷战结束整整早了十年以上。也就是说,中国比其他大国提前10年做好了冷战结束后的战略调整准备,为“翻两番”战略目标争取到了20年的和平环境,即“第一个战略机遇期”。其次,邓小平把“发展”作为抓住战略机遇的归宿。1980年代初,他就判断出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商品要找出路,中国可能获得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投入,这是中国发展的难得机遇。这个判断也比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早了将近20年时间。在经济全球化高潮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制定了全方位开放战略,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内地形成中国开放的三波浪潮。中国与所有国家形成共同发展机遇和共同利益,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改观。再次,邓小平敢于迎击危机、善于把危机转变为机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一形势下,邓小平力挽狂澜,打出两张战略王牌,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浦东开发开放”,并称其为“本世纪的最后机遇”。当一些国家忙于“休克疗法”时,中国又赢得了10年时间,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奇迹。邓小平对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利用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思想和实践的楷模。邓小平以后的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同样高超、灵活的战略艺术,在利用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成功案例。例一: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采取了两大战略对策,一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二是在香港阻击国际金融大鳄,既承担了中国的国际责任,又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而将这次危机转化成为难得的战略机遇。例二:2000年左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中国能否承受扩大市场准入的各种冲击和压力,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国领导人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当机立断,“入世”早比晚好,大步跨入了WTO的门槛。事实证明,中国能够承受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考验,“入世”成为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并融入国际体系的重大机遇。例三: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世界为之震动,中国在第一时间严厉谴责国际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并在各方面有效地配合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9·11”事件成为中美确立战略共同利益框架的重大机遇,这对于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成功捕捉机遇,中国的第一个战略机遇期稳固地得到延长,成为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配合的第二个战略机遇期。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怎样创造出来并得以延长的?简单地说,就是提前10至20年准确判断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向,在每一个战略十字路口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基点就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从研究“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两个问题”,到判断它们作为“时代主题”,再到把它们确定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这个过程就是中国人寻找、捕捉、利用并延长战略机遇期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发展奇迹的秘诀之所在。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战略机遇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以和平方式为主,而全球问题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这将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现在我们仍处于“第二个战略机遇期”的中间阶段,与其预测“第三个战略机遇期”,不如思考第二个战略机遇期再能否延长10年。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应当有10至20年的提前量,才能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判断战略机遇和危机。战略机遇之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二者是正相关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说,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趋势是从大国对抗为核心的传统特征向大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治理的未来特征转变。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以和平方式为主,而全球问题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这将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动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从国际体系的边缘状态逐步走向核心部位,战略回旋空间将大大拓宽。这是以往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历史条件。战略机遇之二,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带动能力将成倍上升,其影响力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变革。在未来10年,中国将从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从最大的商品供应经济体转变为最大的商品消费经济体,从而影响以至改变世界市场的供求结构和价格体系。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和结构变化可能引起国际资源和市场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需要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高层次的政策协调机制、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等。这本身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的过程。战略机遇之三,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共同利益将更加深刻而广泛,战略对话机制可能转变为宏观的战略协调机制。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利益组合,战略竞争与战略合作的领域交叉、空间扩大,发生全面战略对抗的危险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大国的相互依存度和共同利益也在不断加深,并且都具有保持国际体系平衡和稳定的战略需要。中国与所有大国之间展开战略对话机制,正在形成或转变为战略利益磋商、宏观政策协调的制度性安排。战略机遇之四,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不仅表现在“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钻石七国”迅速上升的势头,资源能源出口国的市场强势方兴未艾,整个非洲也呈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可以与20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相比拟的世界体系变革”,其意义不可低估。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是中国与世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后续空间;是中国在联合国改革、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反对霸权等重大问题上的最广大同盟军。我们同新兴大国共同崛起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是以往西方大国崛起所没有的时代背景,因此显得特别宝贵。战略机遇之五,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进程加速展开。在亚洲地区体系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将成为各种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之间的联结枢纽。中国和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为整个东亚地区创造共同机遇。其中包括实现市场一体化、地区货币和金融合作、节能和环保合作、海洋开发、人力资源配置等等。中国和印度在南亚地区、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和北亚地区、中国和韩国在朝鲜半岛地区、中国和东盟在东南亚地区都存在巨大的地缘合作空间。亚洲的发展机遇,也将吸引欧洲和北美的各种市场要素和人文资源在这个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大陆上集聚。战略机遇之六,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优势在大陆和两岸爱国同胞方面,各种国际因素也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整个国际社会认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独”分裂主义的危险性越来越暴露并受到亚太地区各国的抵制;赞成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渐成岛内民意主流。当这些战略优势集中起来成为合力时,中国统一的历史机遇就会到来。战略机遇之七,中国文化、中国发展模式、中国价值观等软实力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最近几年的一个有趣现象是,美国的软力量受到严重损害,中国的软力量却在稳步地上升,在某些领域还出现不可抑制的“中国热”。从所谓“北京共识”的争论到“孔子学院”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西学东渐”开始向“东学西渐”转变。老黑格尔曾经预言过的世界文明来自东方、又回到东方的循环似乎正在出现。这可能是比“中国制造”走遍世界更为深刻的变化之一,也是难得的战略机遇之一。战略机遇之八,应对未来10年至20年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适时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世界上还将长期存在着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歧视中国的心态,他们会利用各种危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障碍。我们既不能高估自己的能力,也不能低估各种潜在危险。在国际安全领域,西方强硬派的全球战略意图是实现“北约全球化”和“美日同盟亚洲化”以及通过“大弧形地带”在中东地区联结;利用非传统安全因素达到传统安全的战略目的;通过“价值联盟”和“民主扩张战略”重新整合西方战略利益;利用潜在地缘热点牵制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增多,新技术革命的“红利”下降;能源、原材料价格空前上涨,经济增长的“低成本时代”暂告中断;国际货币体系酝酿历史性变革,国际资本价值链面临重组;世界气候变暖趋势十分明显,环保标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变化使劳动力比较优势从中国向印度等亚洲国家转移。所有这些潜在危机都不是仅仅冲着中国而来的;即使是为了遏制中国而制造的危机也必然殃及危机制造者本身。我们要既认识到潜在危机的存在,也认识到危机转变为机遇的条件存在,才可能拥有更大的战略主动权。思想者小传黄仁伟
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先后在美国亚洲基金会、荷兰莱登亚洲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美国斯坦福大学任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及中美关系研究,参与多项第二轨道战略对话。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国家主权新论》、《中国国际地位报告》、《美国西部土地制度演进》等。

  记者: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考虑,中国今后该如何用好战略机遇期,促进自身发展;同时该做哪些努力,以巩固、延长宝贵的机遇期?

黄仁伟: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在越来越庞大的NGO群体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机构领导者还是项目官员,无论是作为职业选择还是做志愿者,女性都占据了大多数,女性的作用越来越超过男性。我认为,作为非国家行为体,NGO是一个过去没有过的新的权力空间。在这个新的空间里,特别是现在文化和网络的作用上升的时候,女性的号召力、吸引力经常超过男性。而且,NGO越发达,“全球体系”越强大,女性的作用就越大。

  第五,目前,中国“软实力”处在上升阶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在全世界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下,中国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观,变得非常有意义、有必要。当前,西方在经济上受到极大困难,他们寄希望于借助价值观、文化上的“软实力”,向发展中国家发起攻势。应该看到,一国“软实力”下降速度通常是慢于“硬实力”的,因此西方在“软实力”方面仍有优势,给人以中国被压制的感觉。其实,这是力量变化中的一个阶段,综合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同理可推,美国的霸权取决于它的盟国体系和美元体系能否保持。小布什的单边主义一度使美国的盟国体系发生动摇。现在美国推行“软实力”、“巧实力”,单边主义稍有收敛,盟国体系也稍微稳定。如果美国坚持搞军事单边主义,盟国就会逐渐脱离它;如果美国滥用美元的信用,无限制的量化宽松也会动摇美元体系。可见,动摇美国霸权的最大因素是美国自身的政策。

  最后,中国声音应该要比过去更响亮。中国应该向世界宣示,愿意主持正义、坚持公正、支持各国为建立公正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而努力。我相信,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有这份自信。

以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更替为标志,2013年,世界站上了全新的起点。未来10年,世界与中国又将会呈现怎样的格局?我们相信,倾听历史声音,把脉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因应时宜、开创新局。为此,本报从本期起推出“未来10年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访谈,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就未来10年的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世界经济走向、中国文化与世界以及生态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本期“文汇学人访谈录”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研究员的访谈,是为开篇。

  关于调整结构,首先,应努力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弥补西方市场萎缩所带来的影响。这就需要优化国内利益、财富的分配政策,打通国内市场。一旦内需扩大,不仅可以补偿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外部市场,中国市场将更具战略吸引力,全球经济要素将进一步流入。

不久前,“冰公主”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人们又一次注意到:女性参政、执政已经成为国际政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在后现代化国家,像北欧五国都曾出现过女国家元首。在一些北欧国家,“政坛玫瑰”在议会中占有约40%的席位。美国虽然没有出现女总统,但是连续出了几位女国务卿。

  主持人:本报记者 洪俊杰

文汇报:未来10年,美国的“战略再平衡”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全球战略格局?

  第三,继续做好睦邻工作。中国对周边邻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薄待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应该过分照顾一个国家。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候,在坚持尊重他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同时,鉴于以往经验,要防止任何一个中小国家过分依赖中国,这并不利于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

欧盟付不出重新回到主权国家的代价。如果走回头路,那结果就不是欧盟的崩溃,而是世界经济的崩溃。如果欧盟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发生几个大变化。一是各国真正把财政交出去,建立欧盟的中央财政。二是德国在欧盟真正起领导作用。究竟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会逐渐清晰起来。三是英国退出欧盟。只要英国待在欧盟里,欧盟就不可能真正一体化。英镑不是欧元,它的利益没有和欧盟真正融合在一起。英国不可能放弃英镑,这是当年殖民体系留给它的巨大财富遗产,英帝国用英镑的方式把殖民地财富集中在伦敦。这是英国人不会把英镑并到欧元中去的真正原因。因此,英国和欧盟是不可能真正合二为一的。如能做到以上这三条,欧盟就可以突破困境,成为一个更高水平上的财政一体化的欧盟,外交和军事一体化也就会跟上来。

  第四,中国在中东、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全球金融危机使这些地区对美欧的依赖度下降;而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重点转向亚太的同时,它在更多地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都在减弱。中国与这些地区国家开展广泛、深入的政治经济交往,所获得的战略周旋、迂回空间远比之前宽阔。因此,不能因为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争端,就误认为中国陷入战略被动。

德国、日本都挑战过英国,苏联挑战过美国,都没成功。英国也好,美国也罢,霸权盛衰的原因在于自身的体系结构。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就能够解释所谓“守成国家”和“改变现状国家”之间的关系。所谓“新兴国家”的主要任务不是挑战美国,它们的主要力量不是改变现状,而是适应国际体系,在此过程中对国际体系进行修正。这个体系是否会出现真正的突变,取决于这个体系的主导者本身。当它不能维持时,体系自然就变了。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和取代它,这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美国如何避免犯历史性的错误。所谓历史性错误有两点,一是犯错误者自己意识不到正在铸错,一旦意识到已不可挽回,如苏联解体、英国殖民体系崩溃;二是犯错误者往往力量大到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信息化时代,世界是平的,国家力量也在趋向扁平化。因此,我甚至认为世界将来的走向是出现一批比多极化还要多的“极”,将是“无极化”。各个地区内有一个大、中、小的权力结构,不同地区之间结合成世界范围的大、中、小结构。小的不弱,大的不强。“小国”像以色列、新加坡、荷兰很强。大国则不一定强。世界依凭这样一个结构一步步走向稳定直至和谐。

  嘉 宾:杨成绪(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女性的整体地位在上升。但是按照人口比例来说,女性的作用依然很小。因为后现代化的国家不多,NGO的实际力量也不够强大,所以,女性在其中即使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在整体权力结构里的比例还是很小。这是一种正在上升的新兴力量,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主导地位。

  第三,邻国看待中国的心态日趋复杂。过去,本地区国家“平视”中国,对中国的担心与猜疑比较少,中国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差距不大,而日韩更是遥遥领先。亚洲普遍认为,中国上升为亚洲主导力量还需时日。如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忧虑明显上升。亚洲邻国的这种战略担忧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结合,中国周边遇到的困难比以往多了。

黄仁伟: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中东,中东不稳定的根源在巴勒斯坦。所以,中东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渊薮就不会消除。目前形成像本·拉登那么大的国际恐怖组织的条件在削弱。本·拉登的势力做大是同当年美军在阿富汗支持其抗击苏联有关的。同时也要看到,塔利班在阿富汗并没有被消灭,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派别在许多国家复活,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甚至掌握了权力。这使恐怖主义获得了某些温床、某种气候。因此,中东的恐怖主义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消除的。

  力量对比正在变化

◆以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更替为标志,2013年,世界站上了全新的起点。未来10年,世界与中国又将会呈现怎样的格局?本报从本期起推出“未来10年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访谈,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就未来10年的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世界经济走向、中国文化与世界以及生态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黄仁伟:就国内情况而言,能否抓住未来十年机遇期,取决于我国在结构等方面建设。如果能取得实效,相信外部挑战可以转化为中国的发展机遇。

文汇报:未来10年,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反全球治理的势力会否有所消减?

  黄仁伟:总的来说,过去十年中的一些有利因素正朝不利方向转化;但许多新的、更大的有利因素正在蓬勃涌现,我们应当辩证看待。

首先,西方财富出现了负增长趋势,其自身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支撑自身的消耗,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欧盟的债务等于其GDP的95%,美国的债务是其GDP的100%,日本的债务是其GDP的200%。从中长期来看,正面预测最多是债务增长放慢一些,坏的结果是债务增长大大快于经济总量的增长。

  记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中央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我认为,未来5到10年内,上述三方面的问题都会更加严重。

  杨成绪:展望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首要的任务还是集中力量谋发展。国际舞台上最终还要靠国家实力说话,过去十年中国国力提升很快,但还不够强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仍然靠后。

黄仁伟:前一段时间,我们高估了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或者重返亚洲战略的负面后果。我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是“以进为退”的一种策略,又是“以军事为外衣的经济战略”,或者称“披着安全外衣的市场战略”。这两条是被很多人所忽视的。

  其次,要用好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契机。人民币汇率调整必须按照中国速度,而在此过程中,如果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没有上升,出口产品还徘徊在低端领域,那么调整带来的将是国际竞争力下降;反之,如果出口竞争力上升了,有利面就会显现:进口成本下降、全球购买力加强、国际投资能力提升。可见,是利是弊,取决于中国出口竞争力能否优化。

此外,现在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恐怖主义正在出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美国、欧洲的枪击案越来越频繁,而且同极端民族主义、种族排外主义结合在一起。我们不能只看到中东的恐怖主义,还要看到恐怖主义在西方也会出现。随着西方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中的裂痕越来越大,绝望的人群中也会出现恐怖主义。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是世界秩序中的不合理现象的一种极端表现。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取决于世界秩序的公正合理。这是很难实现的。

  当然,机遇与挑战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如果我们因势利导,挑战也可以转化成机遇。美国确实高喊“重返亚太”,但未必能得偿所愿。我判断,美国现在很大部分力量还在中东,华盛顿希望叙利亚尽快“变天”,不一定要使用武力,通过借助反对派压巴沙尔下台。如果大马士革易主,接下来就是对付“眼中钉”伊朗了。这一过程需要多少时间,目前难做判断,但掣肘美国战略东移,应该是肯定的。此外,美国在亚太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这并不代表华盛顿想要排斥中国,因为如果本地区贸易第一大国不参加,这一机制的作用将非常有限。

首先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要撤出中东,摆脱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负担,往亚洲走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平衡。由此带来了在亚洲范围内针对中国力量上升的平衡。可见,这首先不是针对中国的平衡,而是撤出中东的需要。其二,在整个西太平洋范围内,美国把亚洲国家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到第二线,在第一线增加亚洲国家内部的摩擦。其三,当亚洲国家在第一线内部摩擦增多的时候,它们的安全需求提高了,就会更加依赖美国的保护,美国就获得随时进入亚洲前沿的通道。其四,当亚洲国家绑在美国防御体系上的时候,美国就要把亚洲国家的市场也绑在美国的经济利益上。美国抛出的TPP,要求亚洲国家在服务贸易上全开放,但是美国在商品贸易上对亚洲国家实行壁垒政策。这明显是区域一体化中的美国单边主义。如果我们简单地从表面上看,就容易把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视为新的冷战战略;而从以上几个角度来看,就比较全面了。

  黄仁伟:我觉得五点可供参考。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出现结构性危机,这场危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西方经济复苏。世界经济走势正发生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承担的经济增量越来越大。同时,西方对中国的依赖度进一步加深,从过去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延伸至对中国资金的依赖,这种依赖已成为西方经济生存、财政运作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方需要很长时间来调整经济结构,在这期间很难脱离中国市场。这个基本方向不会变,经济形势的变化将决定其他变化。

文汇报:未来10年,女性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能否起更大的作用?

  其次,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发生变化。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心锁定中东,第一目标是反恐,因此华盛顿没有更多时间与力量来顾及亚太。如今,美国战略重心向东亚、向西太平洋转移,尽快从中东、阿富汗等地撤出,其首要战略目标也重新定位为应对潜在大国威胁。美国一系列变化将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

黄仁伟是“中国和平崛起”重大课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早在2002年,他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展望未来,黄仁伟认为,今后10年,中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能力培养的过程;外部世界也需要有一个适应中国、心理调整的过程。经过10年的时间,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责、权、利”都会得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看法。

  辩证看待利弊因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圣茹斯特(Saint-Just)曾经写下这样的论断。圣茹斯特只活了短暂的28岁,他没有看到之后的19、20世纪所发生的巨变,更不可能预料到21世纪头10来年所发生的变革。

  第二,关于全球治理的各项议题,中国所承担的责任、拥有的话语权在上升。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从过去体系外走入体系内,现在又从体系边缘走到体系中心;从过去不具有话语权到具有话语权,而如今拥有越来越重的话语权,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当前最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有哪些?一个是货币金融,即美元、欧元、人民币几大货币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对全球资金的管理,即对融资、资金流向、金融工具的管理。这两个话题,之前西方是治理者,现在沦为治理对象,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担当的角色愈发重要。此外,关于开发低碳与新能源技术,西方由于财政困难,因此退缩不前,而中国在这一议题上却更加坚定。

文汇报:未来10年,美国霸权会否终结?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能否促成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此外,在处理国际争端的时候,应该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努力缓和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的紧张关系。

现在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也出现了负面效果。一是中东国家问题没解决,美国无法全身而退。以色列和欧盟也不愿美国全部转到东亚去。二是当第一线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激烈的时候,美国不可能真正来保护这些亚洲同伴。如果它在西太平洋卷入所有冲突,也违背美国的战略利益。三是TPP遇到了障碍,包括日本、韩国在内,亚洲国家加入都有很大的顾虑。奥巴马说过,一年就搞成TPP。现在两三年过去了,越往后越搞不成。所以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遇到了瓶颈。现在,即使在美国内部,美国战略界的很多有识之士批评希拉里把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搞过头了。我相信在奥巴马的新任期内,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当前中国周边环境进入较为有利的新阶段。由于亚洲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几乎所有大国都把战略重点移向亚洲,而这种“提高”恰恰是以中国为龙头所带动的。亚洲蕴藏着以中国崛起带动亚洲崛起的战略机遇,各个大国向亚洲集聚是为了抢占亚洲的战略机遇,而不是要在亚洲打一仗。确实,现在有些周边国家表现出对美国的“依赖”,这不足为奇,因为一个国家越是在经济上依赖某国,就越想在政治上从他国处得到平衡。但这种时间不会维持太长,因为美国经济本身也依赖中国、依赖亚洲,不可能为一点小争端就把整个亚洲发展的势头打断。因此,在亚洲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两元结构中,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越来越突出,而这一优势终将逐渐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

已经过去的21世纪头10来年,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的历史还原法,我们大致可以记下这些词汇:恐怖主义与单边主义、金融杠杆化的狂飙突进与泡沫破裂、经济衰退与债务危机、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倒退、中东变局、金砖国家崛起、世界权力从主权国家向民间和社会媒体转移、财富两极分化与中产阶级的抗争、生态危机加重与环保运动的此起彼伏,以及“历史终结论”的时兴与自我修正、“软实力”概念喧嚣过后“巧实力”概念的凸显……可以说,世界的面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波谲云诡。

  杨成绪:中国第二个战略机遇期,挑战可能会比机遇多一点。美国加大对亚洲的投入,这势必引发整个亚太局势发生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中国难以置身事外。美国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政客们照例会拿中国说事,突出“中国威胁论”,因此防范与遏制中国的趋势将会加强。此外,中国步入国际舞台中心,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挑中国刺的会更多,对中国的要求会更多,对中国不服气、不满意的也会更多。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黄仁伟认为,世界将来的走向是出现一批比多极化还要多的“极”,将是“无极化”。各个地区内有一个大、中、小的权力结构,不同地区之间结合成世界范围的大、中、小结构。世界依凭这样一个结构一步步走向稳定直至和谐。

  记者: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请您比较一下,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有哪些特点,与过去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有哪些区别?

黄仁伟:我的团队正在做一个有关“全球治理”的研究课题。我们把全球治理体系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国际体系”,主体是国家行为体。在此体系中,大国还是出发点,由大国干预小国、西方治理非西方。第二种是“世界体系”,主体是世界中的各种力量板块,如发达与不发达、西方与东方、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中心与外围等。此体系仍然由国家组成,但不是由单独国家所控制的体系。第三种是“全球体系”,它增加了一大批非国家行为体,涉及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一起去应对这些共同利益和威胁的体系。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共同构成了全球体系。全球治理要解决的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因势利导化危为机

“18世纪应该被送入万神殿。”

  最后,中国需承担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增加。过去,中国发展中大国的身份被普遍认可,国际社会用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因此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责任不是很大。如今,国际上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表态愿为全球治理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西方国家仍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发展阶段不符的国际责任。

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在上升

  最后,抓住新能源革命带来的机遇。低碳经济给中国发展提出了挑战,如果不能把旧有的能源结构、较低的能源效率做一较大改变,中国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发展绿色经济、推进新能源技术,是中国发展的一条根本出路。当前,中国在一些清洁能源领域具有优势,如果整个中国经济都能朝这一方向转变,那么未来经济就被新能源技术所引领。

黄仁伟:我不认为中国会成为新的“战略旗手”。首先,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速度超出了自身的预料,也超出了世界的预料,中国和世界都很难适应这种迅速上升的速度,已经引来我们不应遇到的许多麻烦。今后10年,中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能力培养的过程;外部世界也需要有一个适应中国、心理调整的过程。经过10年的时间,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责、权、利”都会得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看法。

  中国如何在变局中把握战略机遇

黄仁伟:我认为很难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放眼整个中东,无论称之为“阿拉伯之春”,还是视之为社会动乱,这一场社会变革远远没有完成。它是伊斯兰宗教和制度向现代化变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断裂,而不是一个非常有规则的进步。像地壳变动带来的后遗症一样,要长出新的生态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断裂后的余震及新的断裂还会不断发生。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实际上远远没有完成,包括已经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也包括美军占领过的伊拉克、阿富汗。这个过程会很长,几十年到一百年都是可能的。第二,这场社会变革又是大量的教派斗争和部族斗争的一种结果。教派斗争和部族斗争的特征就是恶性循环的报复。教派是跨越国家的,又会形成翻来覆去的地缘政治变动。第三,石油富国阿拉伯君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也隐藏着深刻危机。现在是世俗的阿拉伯国家出现了社会动乱,不能预测具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一波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动荡;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第四,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幅下降,加上美国页岩气开采,南海、中亚等世界新石油产地的开发,中东石油在世界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下降。阿拉伯产油国的财富可能难以维持原来那么高的水平。第五,本来以色列和中东石油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随着美国的石油利益逐渐变小,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下降。对此,以色列能做的只有两条:一是美国国内的犹太集团施加足够的压力,扭住美国原有的中东政策不放。二是冒险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将美国卷入局部战争。最后,伊朗的核武器化不可避免,伊核武器是个火药桶。

  首先,中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同。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国家社会稳定、民生富庶,能够大量消化中国产品,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繁荣不再,而三大经济火车头的同时熄灭,使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度下降,转而对中国资金的依赖度上升。中国经济的外部增长源发生变化。

文汇报:未来10年,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会有哪些新特点?

文汇报:未来10年,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崛起进程会否真正被扭转?

英国霸权力量在一战后开始下降,直到上世纪50年代终结。原因就在于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导致英国殖民体系瓦解,英国霸权由此彻底告终。

黄仁伟目前还担任国务院台办海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美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著有《美国西部土地制度的演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合著有《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国家主权新论》。

总而言之,中东可以引起危机的因素远远超过东亚,危机的概率和力度都超过东亚地区。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蒙蔽,忘记了结构性的冲突和矛盾。

其次,很可能出现了一个“零增长”的西方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其增长都缺乏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西方经济的“日本化”。在过去20年里,日本经济的特征就是“两个零”:零利率和零增长。如果未来5到10年西方经济也呈现两个特征,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病”就会在整个西方蔓延开来。

文汇报:未来10年,全球治理体系可能会出现哪些新变化?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全球体系”虽然刚刚萌芽,但是发展迅速。因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威胁打破了国家界限,所以,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在上升,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在下降。但是,也应该看到,“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还存在,国家行为体在那两个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所以,从总体上看,全球治理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上升,而且这是个长远趋势。但是,与国家行为体相比,目前其作用还是很微弱的。理想主义者总是把趋势当现状,现实主义者总是把现状当趋势。这都是经常出现的误判。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能守住并稳定保持世界霸权的国家只有两个:英国和美国。这两个霸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不一样的。英国霸权的核心是其全球殖民体系。美国霸权的核心有两样,一是由盟国军事基地体系构成的军事霸权,一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而且军事霸权也是由美元霸权所支撑的。

文汇报:未来10年,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能否迈向更好的治理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
未来世界格局将走向“无极化”

俄罗斯、印度、巴西实际上都是地区大国,都具有某种世界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还不能支撑其成为世界领袖国家。此外,还有一批地区大国,包括欧盟中的德国、法国、英国,在中东和非洲也有,还有的国家“软实力”或者经济实力很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国家。

我们可能高估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负面后果

黄仁伟:“新型大国关系”是我们中国提出来的。所谓“守成大国”就是霸权国家的代名词,真正掌握世界主导权的大国就是霸权国家。

第三,如果前两个问题得不到改善,那么整个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必然要出问题。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这三项保障是西方社会在二战后保持稳定的根本条件。

黄仁伟:这是一个世界未来政治经济中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首先,欧盟曾经是区域一体化的典型模式。如果这个模式能够成功,将来国家形态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欧盟的结构性缺陷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充分暴露出来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开始超过欧盟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债务国家和一部分债权国家在利益上的裂痕非常大,欧盟的前景出现了非常令人忧虑的状态。

黄仁伟:以10年为期,我们尚不能得出这个问题的结论。因为西方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已经有三四百年了,新兴国家真正的快速成长还是近20年的事情。单从经济总量来看,新兴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到20%,西方国家约占65%。即使是一半对一半,10年内也做不到。最主要的是,对新兴国家而言,国际体系的规则以及制定规则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就是所谓“软实力”的崛起,要比经济总量的赶超时间还要长。但是,西方的影响力在下降,非西方的影响力在上升,这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从几个方面可以看清这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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